以军反导行动，美军扮演“总调度”？中国军事专家分析

回头来看，广义财政开支的大幅下滑，同决策方面对地方债的更严格管理和约束密切相关，此外，一般公共财政支出低于年初预算，可能也受到了反腐活动的影响。

六是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结构主义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主张用国家干预和大规模投资等措施来突破落后国家在低水平均衡上所面临的各种瓶颈性约束。

四是通过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形成适应新阶段全球竞争的市场主体，实现技术与产业跨越式发展。以是否形成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为检验标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几大问题集中体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外需下滑、基本增长动力源变化导致的增速下滑、产能过剩以及制度性与机制性问题累积下的结构扭曲等方面。四是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以及供给主义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既着眼本国实际，也具备国际视野。

因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必须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多环节寻找答案，从整体调整、全面改革、协调发展的角度展开。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同样不是滞胀问题。大国模型的思想渊源，我认为可追溯至杨格（Allyn Abbott Young，1876-1929）以及剑桥的凯恩斯小圈子晚期的核心人物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1903-1983）和她的丈夫奥斯丁（Austin Robinson，或者，(Edward) Austin (Gossage) Robinson，1897-1993）——奥斯丁1960年主编出版了一套文集，主旨是探讨大国的发展模式（《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New York: St. Martins）。

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世界银行写给中国的咨询报告就已充分注意到大国与小国的发展模式有本质差异。实践智慧，这一短语的汉语翻译十分无奈，它的英文phronesis来自一个希腊单词，我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里用了至少两个独立章节来介绍和追溯西方实践智慧传统的丢失与重新发现。当然，在误差检测机制之外还必须有决策失误的矫正机制，而且矫正机制应当与决策机制正交——即利益无涉。事实上，科尔认为他自己1941年的作品和西蒙斯1948年的著作《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 Society》都是与会者们可以引证的先期文献。

另一方面，从顶层到底层的距离越长，通常，顶层成员人数就越少，从而达成决策所需的共识程度也就越高——更高的顶层共识程度通常意味着决策可被更有效地执行。其实，最接近儒家文化传统的核心区域的是台湾而非新加坡。

遗憾的是，百年以来，或六十年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实践智慧正逐渐从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消失。因此，政治家获得利润，因为政治家能力的稀缺性。以及他1957年发表的引发了更多争议的著作《the Breakdown of Nations》。将国家转换为社会，是可能更富于成果的思路转换。

基于上述社会组织原理，我们知道，在威权主义的政治架构之内，小国的成功经验通常无法借鉴到大国来。并且，医生需要熟悉患者的生命史和社会史，他甚至常被视为患者家族的特殊成员。回顾1980年代后期由邓小平推动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探索，至2007年，我们已可明确判断：中国经济发展必将受累于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汪丁丁，2011，官僚政治是市场经济的死敌，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国企报告》撰写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者按语，又因天则国企报告杭州座谈会纪要未能通过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政治审查而未能在该刊发表）。其实，这也是科尔（《各国的裂解》）和舒马赫（《小的就是美的》）学说的一种涵义。

诺斯论证，政治家能力与企业家能力是同一类的能力，所以，他始终持有广义的企业家概念，将政治家包括在内。尤其是墨子刻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撰写的序言）。

所以，小国的经验借鉴到大国，首先应考察小国政治架构可否借鉴到大国。当科层的高度在 U 形曲线最低点的左侧时，科层高度偏低，组织成本高于最优科层的成本。

据此，我们不难想象二维平面内的一条组织成本曲线，呈U形，横轴增加的方向表示科层高度的增加。注意，科尔在这里将国家规模改换为社会规模（social size），并由此而十分接近了阿罗《组织的限度》思路（Kenneth Arrow，1974，《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s》W.W. Norton）。也是在科尔思想的影响下，舒马赫鼓吹小的就是美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自1980年代后期至今（尤其李光耀逝世之后），多次被鼓吹推荐给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试图成为大国之师。阿罗对组织理论的贡献在于，他证明在上述假设下存在最优科层。我认为，例如，那些不参与决策而且与决策利益无涉的严肃新闻媒体就相当于很好的误差检测机制。

这里，判断力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法官在许多可能影响相关社会成员未来行为的决断当中作出最终抉择的那种判断力。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前者是不折不扣的社会演化过程——相当于人的身-心-灵协调变动过程，而后者狭义而言仅仅是GDP指标及其部门结构的变动过程——相当于人的身高或体重的变动过程。

基于共同目标，经济学家可以分析任何组织的效率问题，即为实现共同目标而支付的代价是否最小，或限于给定资源是否能最大限度地落实共同目标。以上叙述意味着，假设人口规模和能力分布不变，同样的科层高度，只因为有不同的政治架构就可以有相差悬殊的社会组织成本。

大国往往是特定文化传统的核心区域。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每一个大帝国的瓦解，首先由于中央财政的税收来源迅速枯竭（参阅希克斯《经济史理论》）。

我相信，读者明白了上述道理之后，不难判断，大国不能以小国为师，因为当一个小国的成功经验被一个大国持续复制到足够大的范围时，政治领袖们还有能力（实践智慧）有效管理这些复制出来的小国吗？这是一个希克斯早已看到解答的问题。概而言之，实践智慧既不是以必然秩序为冥想对象的努斯（智慧）又不是借助于偶然技巧获取成功的技艺，而是在应对偶然性时运用努斯的能力，故而只好译为实践智慧。虽然，社会这一观念仍有许多不同定义。如果我们懂得了法官和医生是怎样令人信服的，我们就明白，本土的政治领袖们应当具备怎样的智识与豁达，才可说是令人信服的，于是才可获得使政治领导成为有效的那种权威性（汪丁丁，2008，智识与豁达：未来十年政治领袖的品质，《财经》杂志评论员文章）。

罗宾逊夫人当然熟悉凯恩斯为批判斯密经济学而提出的集结谬论——个人美德推广至全局可能导致不利于每一个人的恶果（例如节俭这一美德可能导致经济萧条从而抵消了节俭的初衷），当她运用这一极富洞见的观念于发展经济学领域时，她意识到，适合于小国的发展策略不能运用于大国。两千年前，医圣盖伦曾有预言：未来每一个人将成为自己的医生。

现在假设人群的规模（通常以人口总量来衡量）逐渐增加，那么，给定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每一管理者的有限能力意味着科层高度的逐渐增加，这当然意味着信息在底层与顶层之间传播时的失真度逐渐增加，从而顶层决策失误的概率逐渐增加。一个最近的案例，就是央行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突然贬值引发的全球效应。

阿罗的思路，首先将社会转换为组织，从而可以只研究组织的效率问题。与此类似但程度不同的是韩国（儒家-道家-佛家-基督教）和新加坡（儒家-佛家-伊斯兰教）。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看待西方列强？严复和章太炎虽有相当对立的政治态度却都持有对西方文化的批判立场，大国知识分子素有携泰山以超北海的文化气魄，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基本立场，借用冯友兰的概括，就是：雕虫小技，乃折枝之类，壮夫不为也（参阅冯友兰《三松堂全集》卷二中国哲学史上卷1930年绪论）。今天，在博弈论视角下，罗宾逊夫人的洞见相当于经济学家早已获得从而遗忘其思想起源的这一常识：当博弈参与者数目足够多时，每一参与者可以假设自己的策略对博弈格局毫无影响——即小国的模型。组织理论的基本问题是：一方面，从底层到顶层的信息传送距离越长，信息因信道噪声而扭曲失真的程度就越高，从而决策失误的概率也就越高。从多细胞体内部的神经元之间的分工到人类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工，一项普适的原理是：底层的社会功能是采集并传播信息，顶层的社会功能是根据底层上传的各类信息提出与全局相关的决策。

我们怎样获得康德描述的那种判断力？除了实践，并且以师徒相传方式积累经验之外，没有更好的途径。与大国相比，小国的文化特征在于它往往能够接纳不同文化的影响（因为它或许更需要借助于来自其它大国的文化势力来反抗它一直不得不依赖的特定的文化势力），从而具有更加灵活的发展策略。

那么，企业家获得利润，因为企业家能力的稀缺性。如果说历史主义看重的那些经济要素，诸如伟大领袖、民族传统、或生产方式，可能解释许多现象的话，那么，关于社会规模的理论可能解释的就更多。

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来源：财新网 进入专题： 中国 新加坡 大国 小国 。希克斯临终时说过，他毕生努力试图解释利润从何而来。